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美博弈两败俱伤，中国应放弃科技领先野心

• 2026-09-19

2024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三位学者，表彰他们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深耕贡献。进入2025年以来，阿西莫格鲁开始频繁就中美科技竞争公开发声，其中一个核心论断迅速在国际媒体和学术圈发酵：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全面对抗正在制造”两败俱伤”的结果，中国若能主动收缩追求科技领先地位的战略目标，或许反而能为自身争取到更有利的发展空间。这个说法从经济学效率视角来看有其自洽之处，但一旦放进中国真实的战略语境和安全逻辑里，就会暴露出相当深的分析盲区。 要理解这场博弈的来龙去脉，必须回到2018年。那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启动断供措施，中兴一度陷入全面停摆，这件事的冲击远不止于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它第一次让人清楚地看到，当核心芯片技术高度依赖美国供应链时，任何一家中国科技企业都随时可能因为一纸行政令而被掐断命脉。此后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谷歌安卓服务中断、台积电被迫停止供货，一系列事件接连发生，让这种脆弱性暴露得更加彻底。中国将科技自立自强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根源正在于此，而不是某种主动挑衅的姿态。 2022年，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正式落地，拿出逾五百亿美元补贴本土芯片制造，同时拉拢荷兰、日本构建多边出口管制体系。荷兰ASML公司的极紫外光刻机（EUV）被全面禁止出口中国，深紫外光刻机（DUV）的出口也随之收紧。同年10月，美国商务部推出迄今覆盖面最广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从先进芯片到制造设备，再到从业人员的国籍审查，全面封堵中国发展先进制程的技术路径。这一轮限制与此前针对个别企业的打压有着本质区别，是系统性的产业围堵。 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中美博弈在关税与科技两条战线同步升温。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最高税率一度攀至145%，中方随即以125%的对等关税回击，双边贸易急剧震荡。经过密集磋商，双方于2025年5月在日内瓦达成阶段性共识，同意在90天内互降关税，美方降至30%，中方降至10%。这次缓和在媒体上被广泛报道，但若仔细梳理协议内容便不难发现，关税只是谈判桌上相对容易移动的棋子，双方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装备领域的管制与反制并未松绑半分。 就在关税谈判吸引眼球的同时，中国科技界却交出了一份打破预期的答卷。2025年1月，深度求索（DeepSeek）发布的R1大模型在多项国际测试中达到与美国顶级模型旗鼓相当的水准，而其训练成本据估算仅为OpenAI同类模型的极小一个比例。消息公布当天，英伟达股价单日暴跌近17%，市值蒸发约6000亿美元，创下美股有史以来单日最大市值损失纪录之一。DeepSeek的意义不只是一个技术成绩，它更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在算力资源被严格管控的环境下，中国工程师可以通过架构创新和算法优化，绕开硬件封锁另辟蹊径，这对”卡脖子”战略的长期有效性构成了实质性挑战。 华为的路径同样值得单独梳理。被美国全面封锁数年之后，华为于2023年9月发布搭载麒麟9000S芯片的Mate 60 Pro，该芯片由中芯国际采用7纳米工艺制造。这款产品打破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制裁条件下无法推进芯片迭代的判断，即便与台积电最先进制程相比仍有差距，但其战略象征意义远超技术层面：中国半导体产业在极限压力下展现出了令人意外的存活和迭代能力。到2025年，华为手机在国内市场份额持续回升，在5G网络设备方面也在多个亚非发展中国家市场重新获得份额，证明封锁并未达到将其彻底出局的预设目标。 在这个背景下，阿西莫格鲁”两败俱伤”的判断触及了一个真实的经济现象，却犯了一个根本性的分析错误，即把经济摩擦成本等同于战略得失的全部。从GDP增速、双边贸易数据、科研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科技脱钩确实给双方都带来了可量化的损耗。美国芯片企业因失去中国市场而承受营收压力，英特尔、高通的财报数据都可以印证这一点。中国在高端算力获取上也付出了更高的替代成本。但中国为何要在此时推进科技自立？根本动因不是”比美国更赚钱”，而是”不能被美国随时掐脖子”。当技术被少数国家作为战略武器使用时，经济效率的优先级必然让位于安全自主。 从军事视角来看，这场竞争的底层逻辑就更清晰了。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提供了一个高强度的当代战场样本：无人机集群作战、星链卫星支持下的前线通信、AI辅助的目标识别与战场态势分析，这些技术变量都在实战中产生了可量化的战局影响。现代高烈度冲突对算力、算法和精确制导的依赖已经不再是理论推演，而是有大量战场数据支撑的现实结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芯片和先进计算领域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带来的不只是商业竞争力的下滑，而是在战场感知、决策速度和精确打击能力上形成系统性劣势。这种劣势一旦固化，不是靠任何经济补偿手段能够弥补的。 再往深处看，西方部分学者建议中国”收缩科技野心”，隐含的逻辑预设本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