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之下，这门生意彻底转入地下

• 2026-09-18

封山禁令，真能挡住攀登者的脚步吗？今年以来，因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施行，一些雪山身处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正规攀登的行政审批手续已无法办理。此外，因曾经发生过失联、救援，一些雪山关门谢客。多位从业者称，国内合规的6000米级雪山资源几乎全面断档。 攀登者的渴望正以一种更加混乱且危险的方式爆发，越来越多人选择违规进山。这种未经审批的攀登行为在业内被称为“黑攀”，2026年也被业内戏称为“黑攀元年”。短短数月内，“黑攀”风潮愈演愈烈，海拔甚至跃升至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乱象之下，代价是惨痛的：8月底，一名未经报备的攀登者在慕士塔格峰冲顶后失联；仅仅8天内，哈巴雪山也接连发生两起“黑攀”坠崖致死事故。 今年以来，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国家攀登运动健将钱俊伟带队在国内川西等地进行“黑攀”调研。面对雪山上的失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禀赋，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级户外目的地。但现在，各地收紧雪山资源，攀登者在国内几乎无山可登，这是一个极其可悲的怪象。一味封禁解不开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症结，面对庞大的社会需求，需要管理部门在思维方式上进行一次深刻的转变。” 钱俊伟 图/受访者提供 “黑攀”已经成为主流 《中国新闻周刊》：你前段时间带队在四川乌库楚等地进行调研，国内高海拔雪山攀登的现状如何？“黑攀”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钱俊伟： 我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在川西等高海拔地区，“黑攀”已经成为主流。以四川为例，目前除了三奥雪山（奥太基、奥太美、奥太娜），四姑娘山大峰和二峰等少数山峰以徒步露营方式开放外，高海拔雪山几乎处于无山可登的状态。这不仅是四川一省面临的问题，西藏、云南、青海、新疆的情况都一样。 可以说“黑攀”风靡。此前也有“黑攀”，只是这个问题今年非常突出，从曾经的“隐学”变成了“显学”，甚至部分群体反以为荣。 《中国新闻周刊》： 为什么“黑攀”会在今年集中爆发？ 钱俊伟： 这背后有产业发展规律。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预计将达到7万亿元，其中约3万亿元的份额会落在户外产业上。随着受众群体扩大，人群需求不断迭代升级：从初级的入门徒步、露营到攀登低海拔雪山，再进阶到中高海拔雪山。寻求刺激感、成就感和挑战自我，是人们对户外运动的强烈欲望，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呈现。 就在这种需求日益旺盛的时候，供需之间却出现了巨大鸿沟，我们的供给侧断档了——我们没有提供足够多、足够高质量的合规路线和户外目的地，也没有储备足够专业的向导人才队伍。庞大的需求与匮乏的供给正面相撞，必然导致旺盛的攀登需求需要通过其他渠道，例如“黑攀”来释放。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原本正规的商业攀登公司和向导也带队“黑攀”，你如何看待这种市场生态？ 钱俊伟： 这就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也是最可悲的事。在“黑攀”大行其道的市场环境下，守规矩的从业者面临生存危机。我发现，一些原本非常顶级的正规商业攀登公司也准备“下场”了，因为如果队伍再不参与这种无手续攀登，他们就失去了收入来源，难以生存。 《中国新闻周刊》：部分攀登者认为只要装备齐全、体能达标，行政审批并不会改变攀登本身的风险。你怎么看？ 钱俊伟： 我认为“不需要审批”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行政审批自然有其安全意义，它是把好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关。高海拔攀登是一项有极高风险的专业活动，当大众的认知达不到相应水平甚至在自媒体时代被流量蛊惑时，恰恰需要主管部门和专业人士来设立门槛，帮助大众规避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上述原因，你在调研中还观察到了哪些导致“黑攀”乱象的因素？ 钱俊伟： 我在营地跟许多攀登队伍交流后发现，更大的危机在于攀登风气发生了异化。攀登本应是人类为了平衡和治愈城市化、功利化而寻找的解药。人们走到自然中，本该慢下来。但现在恰恰相反，很多人是带着“都市病”来到雪山的，反过来改造了攀登这项运动。 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原本需要六七天的攀登行程，被压缩到两天一夜速攀搞定，很多人都在追求景观化打卡，为了发朋友圈满足虚荣心——他们认为，追求看起来美，比真实的美更重要；追求表面打卡，比敬畏自然更重要。这背后藏匿着致命的风险：当大自然不再是治愈人类的场所，反而沦为人类功利化的加速器、证明自己“很牛”的道场，这种攀登文化的异化是非常可怕的。 需要怎样的雪山治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考察了厄尔布鲁士峰、勃朗峰等国际成熟户外目的地，它们如何实现山峰开放与生态治理？ 钱俊伟： 我观察到，国际上成熟的户外目的地有两个很重要的管理思路，一是用精细化的管理取代“一刀切”，二是有限责任和风险共担。 在生态环保方面，国际上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来进行科学限流。比如，攀登线路上不同营地的小木屋床位是固定的，每天只能接待150人，先到先得。如此既规范了路线，又把人类活动控制在生态承载力之内。 在责任划分方面，勃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