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创建的红26军有多猛？抗美援朝创歼敌之最，如今番号是什么？

• 2026-09-13

1950年11月，朝鲜云山一线，志愿军第39军第116师突然向美军第1骑兵师发起攻击。枪声打破夜色，这支部队并不是临时拼凑出来的队伍，它的根子，要追溯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那段艰苦岁月。 1931年冬，阎红彦率晋西游击大队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同一时期，刘志丹正在陕甘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两支力量会合后，组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当时的陕甘，敌军据点密集，交通闭塞，群众基础也远不如中央苏区。部队没有成建制的大兵团，武器来源更不稳定，许多战士手里只有旧枪，甚至几个人共用一支枪。 可这支队伍很快打出了名声。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承担主要军事领导工作，部队依托黄土高原的沟壑、山梁和村落，在运动中寻找战机，不和强敌硬拼，却总能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下手。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严格说，当时的红26军规模并不大，主要编制为第42师第2团，但这个番号意义非同寻常。它标志着陕甘地区的革命武装开始以正规红军名义展开斗争。 红26军真正的考验，很快到来。 1933年春，陕西省委派杜衡到部队工作。在当时“左”倾冒险思想影响下，部队被要求执行脱离实际的作战计划。同年5月，红26军在渭华地区行动时遭到敌军伏击，部队被迫分路突围，损失十分严重。 这场挫折几乎让红26军陷入绝境。问题不只在兵力损失，更在于部队一度失去了稳定的指挥和作战节奏。到了1933年11月，红26军重新整编，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部队逐渐恢复元气。 真正让红26军站稳脚跟的，是后来几次反“围剿”作战。刘志丹没有把部队困在一个地方，而是带领主力主动转到外线，配合地方游击队，专打敌军分散、疲惫和孤立的部队。 第一次反“围剿”中，红26军歼敌三千余人，部队扩编为两个团，主力发展到五个团、三千多人。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兵力增加，更意味着陕甘边的群众组织、交通联络和地方政权已经能够支撑一支正规部队作战。 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兵力差距更大。刘志丹采取避实击虚、连续转移的办法，先后俘敌两千余人，占领六座县城，并在陕甘二十多个县建立红色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五千人，地方游击队也发展到四千人左右。 有意思的是，红26军并不以守城见长。它最擅长的，仍是运动战。部队打得过就打，打不过便迅速转移，等敌军分散后再突然回头。敌人往往刚占下一处据点，红军已经出现在另一侧。 第三次反“围剿”中，红26军与红27军协同作战，依靠奇袭、伏击等手段，取得歼灭敌军整团的战果。之后，红26军、红27军与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合编，组成红15军团，陕甘革命武装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红15军团后来成为八路军第344旅的重要来源。抗日战争期间，这支部队转战华北、华中，先后经历八路军第4纵队第4旅、新四军第4师第10旅等番号变化。1945年10月，黄克诚率新四军第4师挺进东北，第10旅也随之进入东北战场。 东北战场上的第10旅，后来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第10旅，又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5师。靠山屯战斗中，钟伟率部大胆穿插，打出了第5师的硬仗作风。锦州战役期间，这支部队再次受到东北野战军的嘉奖。 东北军区在总结解放战争经验时，曾评价第5师“突击力最强”，并称其“猛打、猛冲、猛追”。这几个词并非文学修辞，而是对部队战术风格的概括：进攻敢于贴近，突破敢于投入，追击不轻易收手。 1949年以后，第5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6师。朝鲜战争爆发后，116师随第39军入朝参战。1950年11月的云山战斗，是它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重要一战，部队对美军第1骑兵师实施突击，迫使对手遭受重大损失。 第二次战役中，116师继续向平壤方向推进，先后与美军第25步兵师等部队交战，并在战斗中俘获美军人员。关于“黑人连”被迫投降的细节，史料记载多集中于美军第24步兵团第3连，其整建制受挫，成为那场战役中的特殊案例。 第三次战役发起后，116师担负突破临津江的任务。部队利用夜暗接近江岸，迅速打开突破口，据记载，仅用十分钟便率先突破江防，向南持续推进。抗美援朝期间，它被认为是志愿军师、旅级部队中歼敌数量较多、战果突出的部队之一。 战争结束后，116师回国整编，并被列入全军首批战备值班师。此后，部队经历多次调整，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编制也随着军队体制改革发生变化。 按照公开资料，今天这支部队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9集团军，番号为重型合成第116旅。番号变了，编制变了，装备也早已不同于陕甘高原上的旧式步枪，但从红26军开始形成的机动、突击和连续作战传统，贯穿了这支部队此后的多个历史阶段。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