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全世界只有中国男人，要在结婚前准备几十万的巨额彩礼？

• 2026-09-01

每隔一阵子，彩礼就会在中文互联网上掀起一轮争吵。有人怒斥这是“封建糟粕”，有人反问女性凭什么放弃这份保障，也有人干脆一句"嫌贵就别娶"甩过来。 吵到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剩一地情绪。 但把火气放下来看，会发现一个真正扎眼的问题：放眼全世界，把结婚成本压缩成一笔"男方必须当场掏出的、全社会都知道价码的现金"，几乎只有中国这么玩。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化差异，而是一个需要认真拆解的社会命题。 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印度至今仍普遍存在嫁妆制度，钱和黄金是女方家掏给男方家，社会学家安德森的研究显示，几十年来印度嫁妆非但没消失，反而水涨船高，有些地区嫁妆金额相当于一个家庭数年的收入，只不过被压榨的是女方家庭。 伊斯兰世界的"马尔"聘礼由男方出，但法律明确规定这笔钱归女方个人所有，男方无权动用，离婚时女方可以带走，它是女性的风险保障金，而不是给女方父母的补偿。 西方国家基本没有彩礼这一说，婚礼开支由小两口和双方父母共同分担，门槛更多在于两人合不合适，而不是男方家能不能付得起。 韩国男人的压力主要压在婚房上，全租房押金动辄折合几百万人民币，逼出了所谓"三抛世代"，但即便如此，韩国也没有全国性、明码标价的现金彩礼制度。 一圈比下来，一个规律清清楚楚：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婚姻压力，但只有中国把它拧成一张标准化的显性账单，摆在男方面前。为什么会这样？光说"传统"是解释不通的。真正把中国男人推到买单席正中央的，是几股力量拧在一起的结果。 最基础的一股，是人口结构的失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约3490万，20到40岁的适婚年龄段男性比女性多出约1752万。这不是抽象数字，比整个荷兰的人口还多。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高于110的国际正常区间上限，个别农村地区一度飙到130以上。经济学最朴素的规律告诉我们，供给严重过剩的一方必须付出更高代价才能成交。 这近两千万多出来的男人不会凭空消失，他们最终会体现为家庭之间的储蓄竞赛、买房竞赛和彩礼竞价。经济学家早在2011年就用全国数据证明了这一点：性别比越失衡的地区，有儿子的家庭储蓄率越高，房价也越高。房子、车子和彩礼，就是这场无声竞赛摆在台面上的三样筹码。 第二股力量，是房子把婚姻死死绑住了。婚前有没有房，从加分项变成了一票否决项。贝壳研究院2023年发布的《95后新社会人婚恋居住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拒绝租房结婚，其中95后女性的拒绝比例达到62.9%，明显高于同龄段男性。 越年轻的群体对租房结婚越不接受，00后拒绝比例还在继续走高。这就意味着婚姻的准入门槛被直接拉到了一个家庭几十年积蓄的量级，而承担首付和还贷主力的，绝大多数时候依然是男方。婚姻从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变成了两张资产负债表的合并。 第三股力量，是中国式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私事。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至今仍在起作用，坐在谈判桌两边的其实是双方父母。 彩礼在这个框架里承担三个功能：它是对男方家庭支付能力的终极测试，是对女方家庭失去劳动力和养老指望的代际补偿，也是两个家庭之间的面子交换。当两个家庭全面参与定价，感情就被挤到墙角，剩下的就是支付能力比赛。 第四股力量，是本该由社会承担的东西，被塞进了婚姻这个最小的单元里。养老、医疗、住房、育儿，任何一项掉在个人头上都足以压垮一个普通家庭。 城乡保障差距摆在那里，养孩子的成本高得吓人，于是婚姻被逼成了一份综合风险对冲合约。彩礼和房子，本质上就是女方对未来生活不降级所索要的"保费"。 把这几股力量摆在一起，就能明白彩礼为什么在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它其实不是老祖宗留下的老规矩，人类学家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做过多年田野调查，他在《私人生活的变革》里记录了一个清晰的转变：集体化年代的彩礼多以布料、家具、自行车等实物形式出现，金额有限，也没人当成是"买人"。 真正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90年代，彩礼迅速货币化，出现了所谓"干折"现象，所有东西折成现金一次性交付，数字从几百块一路涨到几千、几万，刹不住车。彩礼的定价逻辑从"礼"一路奔向了"价"，这背后是市场化浪潮下婚姻功能被重新定价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发布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并于同年2月1日起施行。之前也就此向社会公开征求过意见。这份文件之所以出台，正是因为围绕彩礼返还产生的纠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的联合发起人冯媛，也是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的发起人之一，长期在做性别平等的工作。她和机构参与了这轮意见征集，明确指出在离婚彩礼返还的司法实践中，女性所面临的处境并不平等。 不合时宜播客最初在2024年3月做过一期关于彩礼的节目，评论区激烈的争议让主创决定重新补录一期，把大家普遍存在的疑惑摊开来说清楚。 冯媛当时在节目里提到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