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离世前饱受病痛折磨，临终遗言令人落泪，他究竟说了什么？

• 2026-09-10

1997年2月上旬，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邓小平在昏睡与清醒之间反复挣扎。陪在身边的卓琳已经十分疲惫，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陪伴邓小平走过战争年代、政治风雨和漫长岁月的妻子，知道丈夫的病情正在恶化。 那段时间，邓小平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身体机能明显衰退，又因肺部感染等疾病住院治疗。对一个年近九十三岁的老人来说，吃饭、饮水、呼吸，都可能变成极其艰难的事情。医生和家属尽力救治，但病情时有反复。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一生经历过无数险境，却很少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战争年代如此，晚年同样如此。他留给后人的形象，往往不是病床上的老人，而是太行山中的“邓政委”，是解放战争中与刘伯承并肩作战的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担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师长。两人共同创建和发展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形成了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邓小平长于把握全局，也重视部队思想和组织建设，许多官兵正是在他的动员下稳住了军心。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长途跋涉，补给困难，又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渡淮河时，部队必须抓住水位尚未上涨的时机迅速通过。刘伯承亲自下水察看河情，确认水深后，部队立即组织渡河。大军刚刚通过，河水便突然上涨，险情令人后怕。 真正困难的，不只是河流和追兵。 进入大别山后，部分干部和战士因连续作战产生了悲观情绪。邓小平没有停留在安慰层面，而是反复说明这次行动的战略意义：部队挺进中原，能够牵制国民党军主力，打破其重点防御，也能把解放战争推向新的阶段。对当时的将士而言，这种判断不是空泛口号，而是决定部队能否坚持下去的现实依据。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相继展开后，刘邓大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力量。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邓小平继续担任政治委员。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走向终结。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又在西南地区主持重要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他面对的已不是枪林弹雨，而是国家如何摆脱贫困、恢复活力的重大课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转折，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香港问题，则是摆在他面前的另一道历史难题。1982年9月24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邓小平会谈。围绕香港前途，双方立场存在明显分歧。邓小平明确指出，主权问题没有谈判余地，中国要收回香港。会谈中的一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谈的问题。” 这不是一时的强硬表态，而是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根本立场。经过中英两国多轮谈判，双方于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实行“一国两制”。 遗憾的是，邓小平没有等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1996年12月，邓小平因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他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卓琳和家人轮流陪护。到了1997年2月，他已经很少能够清楚说话，但意识清醒时，仍在交代身后之事。 那次短暂清醒时，邓小平向卓琳表达了自己的安排：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遗体供医学解剖，眼角膜捐出作医学研究；骨灰撒入大海。卓琳俯身听完，含泪回答：“你放心，我会把话转告同志们。” 这几句话没有宏大的修辞，却把一个革命者对身后事的态度说得十分明白。他不愿意留下特殊待遇，也不愿意让葬礼成为个人纪念的中心。即使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想到的仍是医学研究和国家需要。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二岁。按照他的遗愿，眼角膜被捐献用于医学研究，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入大海。几个月后，香港回归祖国。那一刻，历史完成了一个重要节点，而提出并推动“一国两制”的老人，已经无法亲眼见证。 特别